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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推薦 | 應收賬款質押權人能否通知約束次債務人向債務人清償
2019-04-18   貿易金融 審核人:   (點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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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物權法第二百二十八條規定:“以應收賬款出質的,當事人應當訂立書面合同。質權自信貸征信機構辦理出質登記時設立。”從我國現行法律來看,已經明確否認了通知生效的立法例,但卻沒有明確是否采用通知對抗的立法例。齊精智律師提示在司法實踐中,債權人通知次債務人應收賬款質押的事實并非一定能夠約束次債務人向債務人清償債務

本文不惴淺陋,分析如下:

一、應收賬款質押權的設立不以通知次債務人為生效要件。

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擔保案件審判指導》一書認為:在目前采取登記公示的框架下,通知應收賬款的債務人不應是應收賬款質權生效的條件,而只是應收賬款質權對該債務人發生效力的條件,以此防止該債務人因不知情償還債務而導致應收賬款消滅,或者實行抵銷權而全部或部分地消滅應收賬款。

是否通知、何時通知以及由誰通知等,應依當事人的約定而定。依照《合同法》第八十條關于債權轉讓的規定,出質人或者質權人應當將應收賬款出質的事實通知債務人,否則對債務人不生效力。應收賬款出質后,出質人不再享有受領的權利,債務人在收到通知后,知悉出質人已經喪失了受領的權利,仍然向出質人履行義務的,對質權人不生效力,質權人仍然有權要求債務人履行債務。

二、多數司法實踐認為,應收賬款質押權人能以通知的方式約束次債務人向債務人清償,少數司法實踐認為不能約束次債務人。

1.付款人知曉應收賬款質押事實仍向出質人付款的不能對抗債權人之質權。

裁判要旨:付款人對于應收賬款質押事實已經知曉,質權人未直接通知付款人不違反法律法規規定,且案涉應收賬款質押的設立也并未侵害付款人權益。作為被質押應收賬款的付款人應受到質權效力的約束,在質權設立后,未經質權人同意仍向出質人付款的行為不能對抗債權人的質權。

案件來源:《重慶重百商社電器有限公司、富滇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重慶分行金融借款合同糾紛案》【(2018)最高法民申5754號】。

2.債權人將應收賬款出質后未償還貸款前無權再接受債務人回款。

安陽市龍安區人民法院(2015)龍民二初字第100號民事判決:2012年7月24日,英杰公司向交通銀行貸款人民幣800萬元,同日將對大唐公司的應收賬款質押給交通銀行,并向大唐公司出具《應收賬款通知書》,要求大唐公司將對英杰公司的應付賬款及未來一年的應付賬款全部付至質押應收賬款專用賬戶。

2012年8月9號,大唐公司通知交通銀行向其交付銀行承兌匯票,交通銀行稱大唐公司交給英杰公司即可,后英杰公司派人取走銀行承兌匯票。

本院認為:被告英杰公司將大唐公司的應收賬款質押給交通銀行后,其在未還清銀行貸款前,已經喪失從大唐公司收取應收賬款的權利。

3.債權人(質權人)將應收賬款質押的通知給次債務人的,通知效力應參照合同法第八十條第一款。

裁判要旨:物權法第二百二十八條第一款規定:“以應收賬款出質的,當事人應當訂立書面合同。質權自信貸征信機構辦理出質登記時設立。”本案中,農行上海分行與金源公司簽訂應收賬款質押合同后,于2009年10月10日在中國人民銀行征信中心辦理了應收賬款質押登記。因此,根據物權法第二百二十八條第一款及《應收賬款質押登記辦法》(中國人民銀行令[2007]第4號)的相關規定,農行上海分行的質權自登記時設立。2009年11月25日,農行上海分行就應收賬款質押事項向佳寶集團等六公司破產管理人發出通知。參照合同法第八十條第一款關于“債權人轉讓權利的,應當通知債務人。未經通知,該轉讓對債務人不發生效力”的規定,佳寶集團等六公司作為出質債權的債務人,自收到通知后,應當受質權效力的約束。

案件來源: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與上海金源國際經貿發展有限公司、佳寶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浙江佳寶聚酯有限公司、浙江佳寶高仿真化纖有限公司應收賬款質權糾紛申請再審民事裁定書,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書(2012)民申字第1019號。

4.應收賬款質押通知的作用實際是質權人可以憑此通知直接向次債務人收取債權的條件并有權就該應收賬款優先受償。

裁判要旨:法院認為質權人享有質權,取得了債務受領人的法律地位,可以代債務人請求次債務人向自己做出給付;另外,從應收賬款質押通知書本身的性質看,應收賬款質押通知書的作用實際是質權人可以憑此通知直接向次債務人收取債權的條件并有權就該應收賬款優先受償;經通知后,質權人便可以對抗次債務人,并向其指明應收賬款債務的履行對象變更為質權人。

案件來源:上海二中院(2015)滬二中民六(商)終字第444號案件。

5.上海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在《A公司訴B銀行等金融借款合同糾紛案》【(2013)滬一中民六(商)終字第272號】中就有這樣的判詞:應收賬款債務人(即次債務人)接到質權人通知后即不得隨意向其債權人清償債務,否則構成無效清償。

但也有少數司法實踐認為:被擔保的主債權到期后,出質的應收賬款也到履行期限,債權人無權直接向出質債權之債務人請求支付。例如《華僑永亨銀行(中國)有限公司廣州珠江新城支行、煙臺豐彩包裝有限公司(原煙臺海爾豐彩包裝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糾紛案》【(2017)最高法民申1572號】最高院認為:華僑永亨銀行新城支行與廣州豐彩公司之間形成的是應收賬款質押法律關系,華僑永亨銀行新城支行據此可以請求確認其對案涉應收賬款享有優先受償權,但不能直接對案涉應收賬款主張所有權。因廣州豐彩公司并未將其享有的對煙臺豐彩公司的債權轉讓給華僑永亨銀行新城支行,華僑永亨銀行新城支行與煙臺豐彩公司之間并未形成直接的債權債務關系,故華僑永亨銀行新城支行無權請求煙臺豐彩公司直接向其支付案涉應收賬款。原審法院認定華僑永亨銀行新城支行請求煙臺豐彩公司直接向其支付應收賬款無合同依據并無不當。

筆者認為,造成上述包括最高法院在內就 相似事實但相反判決的原因在于我國法律并未明確規定應收賬款質押通知次債務人產生對抗效力。在法律未就應收賬款質押通知的對抗效力作出之前,由于物權法定原則的限制:導致被擔保的主債權到期后,出質的應收賬款也到履行期限,債權人無權直接向出質債權之債務人請求支付。這樣的結論是符合我國現行有效的法律規定,但從比較法的角度以及操作性的角度來看,均不具備合理性。

三、司法理論認為,通知次債務人有關應收賬款質押情況并不能對次債務人產生上述法律約束力。

1.根據物權法定的原則,物權的種類和內容都應當由法律直接規定。鑒于我國《物權法》并沒有對此作出任何具體規定,次債務人基于其與質押人的債權債務關系而享有的權利、義務均不受影響;

2.根據債的相對性原則,質押人與質押權人關于應收賬款質押的質押合同約定不能對次債務人產生法律約束力,即便是次債務人收到了相關的通知;

3.若次債務人向質押人清償作為質押物的應收賬款,質押權人的利益可以基于物上代位性(即《物權法》第一百七十四條:擔保期間,擔保財產毀損、滅失或者被征收等,擔保物權人可以就獲得的保險金、賠償金或者補償金等優先受償。被擔保債權的履行期未屆滿的,也可以提存該保險金、賠償金或者補償金等)或者類比《物權法》第二百二十五條(匯票、支票、本票、債券、存款單、倉單、提單的兌現日期或者提貨日期先于主債權到期的,質權人可以兌現或者提貨,并與出質人協議將兌現的價款或者提取的貨物提前清償債務或者提存)繼續獲得保護。

綜上,齊精智律師認為在我國法律或司法解釋明確應收賬款質押通知的對抗效力之前,債權人(質權人)與債務人(出質人)在應收賬款質押合同中應當明確:應收賬款質押成立后,債務人無權再接受此債務人的清償或將清償款必須進入債權人指定的匯款賬戶,并且按照債權人的要求通知次債務人應收賬款質押的事實及按照約定將清償款匯入指定賬戶。如此,才能在最大程度上維護債權人的合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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